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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观众的目光式民主评格林著人民之眼观众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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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凝视机制的角度来看,坦诚性不是要求人民去克服其观众身份成为主动的决策者,而是通过赋予其对领导者出现时场内场外条件的控制来增进观看效果。
从凝视机制的角度来看,坦诚性不是要求人民去克服其观众身份成为主动的决策者,而是通过赋予其对领导者出现时场内场外条件的控制来增进观看效果。格林指出,在领导者可能公开露面的地点里,总统选举辩论(presidential debates)、公开质询(public inquiries)和新闻发布会(press conferences)是推进坦诚性建设的典型方向。(第202-225页)在这三种场合,任何能够进行观看活动的公民,不论其是否具有投票或决策能力,都可以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此前被认定是政治冷漠的观众公民也不再是局外人,而是被整合进来重新感受到民主政治的公共性或共同感。
而且,消除领导者对出场条件的控制后,其公开的言行就不再是预先排演的内容;事件性使其能够更加吸引人民观看,从而能够更好发挥凝视对领导者的规范作用。此时,坦诚性相当于制造了一种情景,使领导者和人民仿佛共同置身于广场:领导者接受人民的凝视,通过发表演说、倡议等来展示自己;人民则观看领导者的表现,以或沉默或追随的方式进行评价和监督。(第20-22页)在这个意义上,目光式民主不仅扭转了主流民主理论对观众公民的认识偏见,而且切实增强了人民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感和体验感,甚至还使其获得一种对政治公共性展现的审美趣味。
坦诚性政治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领导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依据选举制民主理论,选举机制具有两大作用:一是授权领导者进行统治;二是通过周期性的举行,来对领导者实施控制。但是,选民在实践中并不具备控制或监督领导者的能力,人民与领导者的关系已经由授权—控制蜕变成单向度授权,或者授权—观看;要想克服这种异化,就有必要重塑领导者与人民的实质性关系。目光式民主的坦诚性理想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图,通过赋权观众公民和控制领导者公开出场的条件,恢复或重建民主政治中早已缺失的控制维度。换言之,在人民或沉默或追随的态度中,已经表达了对领导者及其提议或拒绝或认可的意义。此时,人民相当于拥有了一种类似于佩迪特所谓“编辑的权力”但比之更弱的控制力量。①参见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4-386页。就此而言,目光式民主在实践中可能导向的一个积极结果就是促进民主控制,它预示着一种新型的领导者—人民关系。
目光式民主本质上是对当前选举制民主之下观众公民的政治经验进行重构,这两种民主是承接与补充而不是割裂与对立的关系。除前述已经提到的初始制度环境以及需要依赖选举等非目光性资源的支撑之外②在目光式民主下,观众公民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这并不能等同于具有独立性。参见Jan Bíba,“Democratic Spectatorship beyond Plebiscitarianism:On Jeffrey Green’s Ocular Democracy,”Filosoficky ?asopis(Philosophical Journal),Special Issue 1,2017,pp.7191。,目光式民主与选举制民主以及其他声音模式的民主之间之所以并非简单的割裂与对立关系,还在于政治行动中声音与目光之间本身就具有多重面向。简单地讲,政治行动可以拆分为多个环节,孤立地看,每一个环节都具有独立意义。就公民行动的角度而言,其声音与目光的关系亦是如此。当然,声音与目光结合,或者说听其言观其行,才是理想的情况。
目光式民主的坦诚性理想要求消除领导者对媒体组织和资源的实质控制,这一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媒体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当代西方选举政治中,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一种事实上具有公共属性的资源。诸如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握有海量数据,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偏好,然后进行精准投放,最终达到宣传或操纵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宣传推广单一观点的手段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而且效果非凡。更加严重的是,这些社交媒体平台都是独立的盈利性公司,并主要被资本者所掌控,如何对其进行监管在西方国家往往是一个敏感且有争议的问题。
在目光式民主之下,坦诚性理想包含着媒体是一种公共资源以及人民对之应该实现控制的预设,这种预设体现了对民主政治之公共性的认识。换言之,人民应该对领导者的出场条件(主要是媒体资源和出场程序)进行控制。令人遗憾的是,格林并没有赋予人民直接而强有力的手段去追求坦诚性理想。那么,到底该如何推进人民对媒体资源和组织的控制呢?在这个问题上,福山等学者提出了三种举措:第一,扩大法院对少数企业进行垄断可能造成的危害的认识,增强数据的可流动性;第二,通过购买具有潜在竞争力的初创企业来限制巨型企业或平台的排他性行为;第三,促进反垄断诉讼将潜在损害的证明标准转向结构性救济,从而避免冗长的诉讼过程。①参见Francis Fukuyama,“Andrew Grotto,Comparative Media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inSocial Media and Democracy:The State of the Field,Prospects for Reform,Nathaniel Persily,Joshua A.Tucker 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不过,这些举措仍然是间接的方式,而且偏向于利用立法领域而非政治上的力量;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少直接发言权,对所谓观众公民来说更是如此。要从政治上进行监管,在这方面也许可以借鉴罗桑瓦隆的“抗衡式民主”和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思路。②参见Pierre Rosanvallon,Counter-Democracy:Politics in an Age of Distrust,trans.by Arthur Goldhamm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John ,Machiavellian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中译本参见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康向宇、韩广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文章来源:《人民军医》 网址: http://www.rmjyzz.cn/qikandaodu/2021/0708/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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