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观众的目光式民主评格林著人民之眼观众时(2)

格林对目光式民主的建构开启于他对韦伯的领袖之“超凡魅力”（Charisma，卡理斯玛）的阐释。在韦伯那里，领袖的“‘超凡魅力’用于指称个人的某种品质”，而格林发现“超凡魅力”并不是严格个人化的品质，而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完全取决于被统治者基于眼见为实的‘证据’而给予的承认”。①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 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30、465页。这就意味着，领袖必须公开出现让人民看到，才有可能获得人民的认可。因此，“超凡魅力”应该被视为领袖和人民之间的互动模式，它揭示了二者关系中常被忽视的意涵：作为领袖的“超凡魅力”依赖于赢得和维系人民的关注与承认。据此，格林认为，韦伯的阐释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人民权力的目光式理解”（第156页），即正是通过观众对公开出现的人的观看，才形成了后者“超凡魅力”的构成性要素。换言之，“在超凡魅力概念内部毕竟蕴含了一种人民权力规范”（第164页）。

在格林看来，这就是赋权观众的“目光模式”（ocular model），它将人民具象化为一种目光性实体。随着“凝视”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方式，领导者（leader）反过来变成权力作用的对象，最终使得政治的规范性原则相应改变。相较于主流的“声音模式”（vocal model），格林提出的目光式民主实现了三重转换：首先，人民行使权力的方式从决策转移到凝视；其次，权力作用的对象从法律转换到领导者身上；最后，民主的评判性理想从自治转换到坦诚性。（第156－157页）如果民主理论应该以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的政治经验为前提和基础，那么格林所阐扬的目光式民主无疑是当代一种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民主理论。

格林认为，当代西方主流的民主理论都是从声音维度来理解民主的落实问题。在选举制民主下，公民进行投票的主要目的是汇集意见，因此也属于声音模式。就声音模式而言，它植根于把人民视为自我立法者的形象，意指人民在由自己制定的法律统治下生活，最终实现自治的政治理想。早在18世纪，民主理论家包括卢梭、“普布利乌斯”、边沁、密尔、托克维尔等人，就已经把“人民”看作立法者的形象。他们尽管在其他方面分歧颇多，却存在一种共同倾向，即把人民的权力看作一种立法力量：“一种决策性的和表达性的权利，这种权力实现在政府制定的法律、规范和政策的内容当中。”（第72页）从18世纪到现在，西方主流的民主理论家一直都是从声音隐喻的角度来思考民主运作问题的。他们认为，存在着不可侵犯的“人民的声音”。先是预设存在一种共同利益，只能由人民自己来表达，然后人民通过积极发声参与决策、进行立法，最终实现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自由生活的理想。（第6页）可以说，“从民主在18世纪末复兴至今，人民赋权的声音模式——将人民思考为表达意见、价值和利益的决策性实体——已经成了民主的正统教义”（第30页）。在当代的民主理论中，不管是选举制民主（意图汇集意见），还是诸如协商民主（试图促进沟通来增强声音）等新型民主模式，都仍然处于声音模式的支配之下。

但是，民主理论中赋权人民的声音模式显然并不能将人民作为观众的政治经验进行整合，甚至还刻意回避了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声音模式存在的缺陷尽管在事实上已经被一些理论家注意到，但他们最终提出的弥补方案却无一例外“被引向（悖论地）对声音模式的重新肯定”（第72页）。比如，尽管曼宁把人民称为观众，但他意图让人民所做的事情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人民为偏好、意见以及价值观提供了基本元素，从而为制定实质性的法律规范提供了指导”（第124页）。换言之，曼宁还是在尝试把“作为观众的人民”的权力装扮成“一种积极的、有自主性的决策力量”（第125页）。格林认为，这暴露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荒谬之处：“尽管人民被从政府中正式地和明显地排除在外，人民赋权还是被毫无例外地想象为一种声音的、立法的力量，即发挥这一种立法机构发挥的功能——主持制定塑造政体命运的基本规范、政策和法令。”（第73页）

当代西方民主催生了作为观众的人民形象，并使之常态化。格林把这种形象称为“公民观众”（citizen-spectator），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观众公民：他们在法理上完全具备相应的政治权利，但在实践中却“主要是作为一名观众去经验政治的”（第33页）。问题在于，观众公民对民主政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被认为是预防“暴民政治”的必要代价，还是人民无能与民主失败的表现？西方主流的民主理论家不承认这种人民的形象，但却对上述事实束手无策。然而，如果从声音模式转换到目光模式来看，那么观众公民完全能够转化为民主政治的新条件，最终通过凝视赋权的方式成为民主的建设性力量。

文章来源：《人民军医》 网址: http://www.rmjyzz.cn/qikandaodu/2021/0708/481.html